外地企业惹祸，本地政府买单。古浪县154位患尘肺病农民工的际遇令人不知该悲还是该喜，有人称他们获救助的方式为“古浪模式”，也有人对这种救助方式心存悲观——
 
“古浪模式”只可救急难以治本 
□本报记者 张 昊 通讯员 张桂丽□
 
 
 
　　古浪县位于甘肃省中部，约1/3的面积为沙漠，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个长久以来一直默默无闻的小地方，近日却因154位农民工被确诊尘肺病一事而闻名全国。随后，该县县政府迅速成立由县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统一安排尘肺病人的医疗救治、生活救助和劳动维权，并筹集了680余万元医疗救治专款。这次由“娘家”负责的救助行动令该县名声大噪，其救助形式被冠以“古浪模式”。

　　“不知道”和“很满意”

　　2月26日，记者在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专科医院观察室里，见到了党国泰、朱增德和杨成兴3位尘肺病患者。刚完成大容量全肺灌洗手术的他们都来自古浪县黑松驿镇水沟村，他们的肺都被一种名叫二氧化硅的物质所伤害，他们所患的矽肺病是尘肺病中进展最快、危害最大的类型之一。

　　“我们那里穷啊，一年种地的收入也不到3000元。在矿里打工一年可以挣到一两万元。”36岁的二期尘肺病患者党国泰告诉记者。

　　据一份公开材料显示，2010年，古浪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663元，全县39.65万人口中有农村富余劳动力10万人以上。邻近的酒泉市肃北县可谓物产丰富，多种矿藏中还有宝贵的金矿，成了古浪县农民最乐意去打工挣钱的地方。

　　“在矿里干活有防护么？”记者问有20多年打工史的二期尘肺病患者杨成兴。

　　“偶尔矿长会发口罩，干活碍事我们也不爱用，并且觉得也没什么用，戴口罩干活照样嘴里鼻子里都是灰。”

　　“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得尘肺病的？知道得了尘肺病应该是谁的责任么？”

　　“大概是2006年，之前一直以为是感冒，直到那年有个工友死在医院里，才听说有尘肺病这事。”插着塑料管正在吸氧的老杨想了半天回答道，“不知道是谁的责任，算我们倒霉。”

　　当被问到“是否知道得了尘肺病应该找谁”时，老杨思索半天回答：“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找政府？”

　　“我们县政府给我们体检，组织我们看病，给我们家低保补助，还带我们出来洗肺。我们对政府的帮助行动很满意。”在采访中，和老杨同来的16名古浪县尘肺病患者都这么看。

　　可惜的是，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专科医院副院长张志浩告诉记者，大容量全肺灌洗手术仅能减缓或避免肺功能的进一步损害，而已经受损的肺功能不可能再恢复。

　　政府帮助维权遭遇难题

　　“2009年，我们县卫生局从全县的死亡原因登记里就发现了问题，当年4月进行了关于尘肺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历时1个月的初筛从460人中发现了370多名患者。”古浪县卫生局局长崔凯说。

　　此后不久，古浪县政府就成立了处理尘肺病事件的领导小组，县长任组长，下面有医疗救治、生活救助和劳动维权3个分组。

　　医疗救治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费用问题。而为这154名尘肺病人募集到680万元专项基金的过程颇为感人：除武威市和古浪县财政分别划拨100万元以外，另外480万元是由武威市三县一区全体公职人员捐款筹集的。“市长1000元，县长500元，局长300元，副局长200元，普通职工100元。所有捐款存入卫生局设的账号，专门用于救治病人。”崔凯说。

　　同时，古浪县政府还将所有尘肺病患者家庭纳入低保，按人数提供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的低保补助，并且患者子女的学费也给予免除。

　　虽然在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委托下，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武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这154名职业病患者出具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但是相关赔偿的获得仍遥不可及。其中一个原因是，酒泉市肃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为所有农民工都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劳动关系；另一个原因是，几乎每个矿都曾多易其主，某个金矿在几年内曾34次更换老板，这给责任人的寻找和责任认定带来了巨大困难。 #p#分页标题#e#

　　“政府之间也谈了多次，没有办法，实在没有办法。”谈到帮助维权的困难，崔凯直挠头。

　　应追究不作为者的责任

　　前不久，甘肃省肃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小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农民工要想获得赔偿，首先必须要有务工证明，然而目前在这100多位尘肺病人中，在肃北县能查到务工证据的寥寥无几。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劳动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违法行使职权，给劳动者或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然而，记者采访的多名在肃北打工的农民工都反映，从来没有人管过他们的劳动合同问题。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连续多年为职业病农民工维权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律师黄乐平说，法律规定是非常明确的。执法不严，除了执法部门本身要负相关责任外，现行体制也有问题。从理论上说，有关部门和人员如果不作为，可以依法追究其责任，但在现实中，这样的规定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据知情人士透露，武威市和酒泉市曾在甘肃省政府的协调下达成过一次性赔偿协议，由武威市、酒泉市和省政府各出200万元用于救治和赔偿尘肺病人，然而该协议最后却未能生效。“因为酒泉市不愿意出钱，因为出了钱就等于默认了他们工作的失职，而失职是要受处分的。”

　　对于此次拯救农民工的“古浪模式”，黄乐平指出：“古浪县的做法给了我们启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是可以帮助职业病劳动者解决很多问题的。但这是一种典型的运动式、应急性做法，眼前的效果虽很好，但缺乏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他建议，在中央与省级政府层面设立一个职业病救治基金，由工伤保险基金、财政各拿出一部分资金并结合社会捐赠，为无法确认赔偿主体的劳动者提供相应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