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经济区”的愿景，是基于辽宁中部城市群中各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本着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把该区域建设成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都市区之后的第四大经济区
　　从今年开始，许志超的工作方式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过去是招商，现在是“挑”商。
　　许志超是辽宁省本溪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作人员。从2008年开始，这个定位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开发区，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进入开发区的企业数，从2008年之前的4家，发展到2011年底的100多家。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所剩不多的空间，开发区开始对投资商“挑三拣四”。
　　这一发展背后的“推手”，是沈阳经济区。这个汇集了沈阳及其周边7个地级市、志在“抱团”发展的区域，在2008年进入省级操作阶段，产业的规划与整合从此拉开大幕。各个地区都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发展的大局，重新明晰了产业定位。例如，药材资源得天独厚的本溪，被规划为生物医药发展基地。辽宁省主要领导表示，要“举全省之力”，把本溪打造成“中国药都”。相应的扶持政策也随之而来。由此，从成立之日起便被冷落了15年后的本溪高新开发区，一下子成为开发的热土。
　　2010年4月，沈阳经济区获批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型工业化”，从此成为这片老工业基地新的导航仪。
　　“大沈阳”愿景
　　沈阳经济区规划出台的缘起，是中国在本世纪初开始兴起的第二轮城市群的浪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一轮城市群浪潮。现在，在有些城市至今存留的一些“协作体”机构，就是这一轮浪潮留下的遗产。由于这一轮浪潮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没有市场的内在支撑，因而存在不太长时间就烟消云散了。
　　第二轮城市群的浪潮，与市场的需求有关。到本世纪初，在改革开放中积累了20多年的市场力量，开始渴望突破行政的界限，寻求要素的合理配置，区域合作的呼声出现。
　　中共十六大对这一需求做出了回应，提出了“区域经济”的概念，从此引领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实践。
　　辽宁省社科院省情研究所所长梁启东说，辽宁省第一次提出“沈阳经济区”这一概念，是在2003年该省九届六中全会上。这一概念提出以后，先是在民间酝酿了两年。此间，辽宁省政协每年组织一次论坛，对这一概念进行反复推论。
　　2004年年底，刚刚履新的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第一次到沈阳调研时，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沈阳经济区的建设问题，并在原沈阳经济区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大沈阳”经济区的具体操作意见。
　　“沈阳经济区”的愿景，是基于辽宁中部城市群中各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本着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把该区域建设成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都市区之后的第四大经济区。
　　此时，辽宁正处于振兴老工业基地的关键时期。作为振兴的主线，既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又要加快布局结构的调整。辽宁省发改委沈阳经济区办公室一处副处长王英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辽宁的工业正进入全面振兴的阶段。接下来要解决的，都是较深层次的问题。而产业布局的调整，是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当时的现实是，辽宁中部城市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且大多是重复建设。比如装备制造这一块，除沈阳这个装备重镇外，中部另外6市也几乎都有分布。这个问题让该地区经常陷入同质竞争中。各地到处有冒着烟的钢铁厂，但由于各自利益驱使，不能形成合力。
　　辽宁中部有座铧子玉山，被称为全世界含镁量最丰富的地区。山的西部隶属鞍山的海城，东部则隶属营口的大石桥，两边用不同的采矿方式进行开采。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得各地本可以双赢，结果往往双输。
　　而市场规律对布局的调整，又会遭遇坚硬的行政壁垒。“当时，辽阳的啤酒进不了沈阳，外地的猪肉也进不了沈阳。”沈阳市“沈阳经济区工作办”处长段继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这种阻断市场的力量，只能期待行政管理体制的破题。
　　此间，常被提及的一个例子是，全国洗涤剂和化妆品所需原料，半数以上出自抚顺，可抚顺却生产不出在市场上叫得响的洗衣粉；抚顺的石蜡产量占全国的1/3，可生产不出一支蜡笔。产业链不完整的抚顺，需要兄弟市进行产业对接。
　　让彼此靠拢的更近
　　2005年初的辽宁省“两会”上，“构筑辐射整个东北地区、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沈阳经济区”写进了省政府工作报告。官方显然成竹在胸。
　　2005年4月7日，沈阳市和周边的鞍山、抚顺、辽阳、东营、本溪、铁岭联合召开市委书记、市长峰会。4个月前刚刚到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到会。他说，建立以大连为中心的辽东半岛经济区和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对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之前，在河南省委书记任上时，李克强就提出要加快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建设。
　　李克强指出，构建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必须要在重要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如此，才可能有跨越式的发展，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唐之后的新的重要的增长区域。
　　具体到起步阶段，李克强说，对合作协议的内容要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在短期内要在交通和通信同城化、产业互补、招商引资的统一平台上有突破性进展，在实质合作上迈出大的步子。
　　在上述峰会上，辽宁中部七市签署了《辽宁中部城市群（沈阳经济区）合作协议》。梁启东说，这标志着“沈阳经济区”从民间讨论层面，进入政府操作层面。
　　此时的“沈阳经济区”之所以还加上个括号，是为了照顾其他六市的感受。梁启东说，这个名称提出来以后，有的城市有意见，说自己被边缘化了。为此，沈阳不得不放低姿态，改称“辽宁中部城市群”。
　　2008年7月，辽宁省政府主持召开了一次沈阳经济区工作会议。标志着“沈阳经济区”进入省级操作阶段。这次会议后，阜新被纳入沈阳经济区范畴，省级“沈阳经济区工作办公室”也正式成立。
　　但向国务院申报国家级试验区的过程并不顺利。首先是“辽宁中部城市群”的提法遇到了问题。受理申报的国家发改委认为，“城市群”的提法过于松散，指向不明。于是，申报的名称不得不改回指向相对明确的“沈阳经济区”。与国家发改委沟通以后，该经济区定位为“新型工业化”。
　　辽宁省发改委一位受访官员认为，“新型”堪称沈阳经济区的点睛之笔。“沈阳中部城市都是老工业基地，它们以后的出路，恰在于这个‘新’字。”
　　开局良好。但，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习惯性思维不可能一下子打破。
　　有人拿城际公路打比方说，各市路段都有收费口，区域一体化后，应该取消多余的收费口。除了诸如此类的有形的隔膜，无形的如金融隔膜、政府规划差异隔膜等到处皆是。
　　为了打通各市有形和无形的障碍，辽宁省可谓是煞费苦心。2007年 6月19日，省委书记李克强到沈阳和抚顺实地调查。站在临近沈抚交界处的高坎大桥上，水波荡漾，李克强说，要将沿河打造成滨水景观带和特色旅游带，使浑河真正成为连接沈抚两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在抚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展板前，看到沈阳和抚顺在经济发展规划上积极向对方靠拢时，李克强显得很高兴。他要求两市产业优势互补、相辅相成，防止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以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增强配套能力，逐步形成开放度大、集群度高、承接力强的新型产业区。
　　“沈阳经济区”活力初显
　　对于“新型工业化”，中共十六大给出了五个标准：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核心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辽宁省社科院省情研究所所长梁启东说。
　　对于一个有着国企传统和能源消耗惯性的地区来说，上述目标有点遥不可及。但它给出了一个关键词：升级。而升级的路径有两个：一个是盘活存量，一个是寻找增量。王志英说，沈阳经济区的建设，主要还是靠存量。“改革就是改存量，然后在空白点发展增量。”
　　存量怎么改？沈阳经济区设计了一条这样的路径：先改善基础设施，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再打破体制机制的制约，为市场创造条件整合产业，同时进行社会融合，最终实现行政区划的一体化。
　　沈阳市“沈阳经济区工作办”处长段继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一条由易到难、共识由多渐少的路径。到了共识不存、难以推进时，就要由改革来促进。
　　基础设施建设是各市显而易见的共识。沈阳经济区的建设由此切入。王志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经过了几年建设，目前，沈阳经济区各市之间已经基本实现了以高速公路为骨架、以区间快速公路为依托的公路交通网络，沈阳至周边7城市1小时交通圈初步形成。梁启东说，沈阳与抚顺之间，以前开车耗时3个小时，现在只需40多分钟，“空间的距离被打破了”。
　　事后看来，交通设施这个切入口的选择，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刺激了要素的流动冲动，并且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在沈阳和本溪的高速公路修成的第二年，本溪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了30%，“本溪人买家具，都跑到沈阳来。”与此同时，本溪的旅游收入增加了80%。
　　另一个距离的打破，发生在城市之间的连接地带，被称为“城际连接带”。这是城与城之间融合的小范围尝试。“同城化不可能全盘同城化，就在交通主轴做一个轴线，两边各延伸5到10公里，在这个区域内建新城新市镇，把56个工业园区放在里面，在这个区域内快速同城。”王志英说。
　　王志英还介绍说，这些城际连接带，同时承担着产业转移的功能。“沈铁工业走廊，大部分是从沈阳搬出去的。”在沈本连接带的本溪开发区，医药企业的70%也是从沈阳转移出来的。在“新型工业化”的感召下，沈阳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加快了产业升级的步伐，这为区域内的其他城市带来了机会。
　　城际连接带的设置还有一个好处，它让城市的布局呈网状布局，避免出现中国大城市常有的堵车现象。梁启东说，这种设计参考了伦敦、巴黎、洛杉矶等西方城市的理念。
　　空间距离的改变，带来了格局的变化。梁启东说，这就是由基础设施的变化带来要素流动的变化。这一流动也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因而也会带来观念的变化。“比如，对于这一流动，本溪怎样应对？是堵，还是疏？”堵就会压抑要素的活力，疏则会释放这种活力，这有利于找到一种更有效率的配置方式。
　　这时候，就已经开始触及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设置的各种壁垒。为了保证这种自由流动，沈阳经济区内各个城市签订了多个框架协议，这些协议的共同指向，都是行政壁垒。王志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这种协议已经有50多个。涵盖教育、社保、交通、卫生、金融和检验检疫等。
　　从2005年至今，这种框架协议所涉及的内容，正在逐步深入。在2011年签订的框架协议中，包括在沈阳经济区内选取12所优质学校，试行跨市招生。同时，扩大医保“一卡通”在经济区内的覆盖范围。
　　这些涉及社会领域的改革，已经走在全国的前端。王英志介绍说，在经济区内，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医保异地结算。这样一来，抚顺的人可以在沈阳看病，并在沈阳结算。住房公积金也基本上做到了同城化。“用抚顺的公积金，可以在沈阳买房。”
　　2011年8月28日零时，沈阳、抚顺、铁岭三市实现“024”电话区号共享。王志英说，仅这一项，每年可为用户节省7亿元左右的通话费用。许志超希望有一天本溪也能用上这个“大区号”。这样，她往沈阳的老家打电话，就能节省不少费用。去年，经过他们的争取，在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的医药企业，可以冠名“沈阳”。
　　王志英表示，社会领域的改革让他们最有成就感。“很多的改革，都是在经济区先推，然后推向全省。”
　　一个初显活力的沈阳经济区，在中国区域经济版图上，渐成雏形。
　　接下来是产业的转移。受访官员和专家都认为，这涉及到城市之间深层次的利益调整，因而会遭遇更加坚硬的壁垒。
　　据介绍，辽宁省根据各地的优势与潜力，对各个区域进行了产业的重新分工，划分了十几个主导产业带，比如沈阳是装备制造，鞍山是钢铁深加工，本溪是生物医药等。这种分工并不是对原有格局的颠覆，而是一方面盘活存量，一方面创造增量。
　　为了促进流动，沈阳经济区会有一些资金扶持。本溪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邹灵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08年到现在，开发区内的医药企业，得到扶持最多的达近千万元。“从2008年到2010年，辽宁省卫生厅的专项资金都支持到这儿来了。”
　　本溪市也有相应配套的政策。在2011年之前，在本溪开发区落户的企业，可以享受每亩两万元的土地优惠价。
　　在有些时候，对于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有时候也会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不让落户。
　　但与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比起来，这些行政手段还显得相当有限。梁启东说，中国目前的官员考核机制，与GDP和财政收入紧密挂钩。产业转移了，政绩也就随之被稀释了。这是中国行政体制的核心部分。“企业改革，改到深处是产权。区域整合，整到深处是规划。”梁启东说。
　　迈过产业转移这道槛，就到了经济区发展的最后一站：行政区划一体化。“整合成一个城市暂时不可能，但行政管理一体化是一个方向。比如规划的一体化，政策的一体化，工商管理的一体化。”
　　沈阳经济区，任重道远。
　　3月6日，在与十一届全国人大辽宁省代表团一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高度评价了现任省委省政府的工作。他说，尽管调离辽宁已有4年半，每次看到在座曾“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奋斗打拼过”的熟悉面孔，仍有一种“回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