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玮英

　　一种怪象似困扰着科技界。“在专利数、论文数逐年上升的同时，我国创新力和竞争力并没有得到同步提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为，“供给侧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将消耗型变成循环型，把财政出的钱和社会资本、社会资金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型的现代企业风险共担结构，形成更积极的混合所有制主体，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率。

　　关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有不同的统计版本，10%是比较普遍的数字，而有专家认为“这与发达国家的数字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有的是手握科研成果苦寻伯乐，有的是手握资金难觅科研成果，很多科技成果做成后，就放在那里了。”

　　受访者普遍认为，归结起来原因主要在于鼓励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不顺畅。

　　“接地气”才能走得好

　　2015年6月份，盾安环境宣布出资6000万元，参股遨博智能。通过此次参股，盾安环境进入到当前炙手可热的机器人领域。盾安环境借助此次收购开始向工业4.0领域转身，初步构建起机器换人工业自动化升级体系。

　　资料显示，遨博科技主要以美国田纳西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技术领域专家为核心团队，公司的技术优势主要在伺服电机、机器视觉、减速器、逻辑编程控制等机器人关键领域。

　　2014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达到5.6万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市场。针对机器人时代的战略转型，世界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相应的机器人国家战略。中国是制造大国，机器人特别是轻型工业机器人在今后更是需求的重点。

　　机器人市场已然进入繁荣期，市场需求驱动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投资者趋之若鹜。

　　国际绿色经济协会副会长辛小光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直在提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但是需要区别看待。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比较低，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是否在新兴战略产业规划之下的科技成果;二是技术的成熟度，其中，成熟度是以什么为标准，现在的科技成果还没实现初步的成熟，就进入了下一阶段;第三是市场需求驱动，只有市场需求驱动，科技成果才能够实现落地。

　　作为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专家，辛小光近年来参与调研了多个节能环保类科研项目，在他看来，科技项目是否能够拿到国家资金支持，需要与上面提到的三项进行一一比对。如果国家提供科研经费，可能就要把握住上面三点：是否是在新兴战略产业范围内。事实上，对于这些项目，国家还在征集;技术成熟度到了哪个阶段，是不是到了主流的市场阶段，那么国家给予的资金支持马上就能见到实效;是否有需求驱动，如果在新兴产业范围内，那么就有很大需求。这三个要素抓不住就招不来金凤凰。

　　2014年5月，哈尔滨工程大学与哈尔滨天宝石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建石墨新材料协同创新中心，利用30微米石墨纸生产的LED散热片市场前景广阔。据介绍，该中心联合实验室就设在工厂，直接按企业需求做研究，并且可以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

　　黑龙江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路忠峰认为，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和科技企业已经从“盯着政府要投资”向“面向市场找钱、挣钱”转变。“科研单位不能一直躺在政府身上，而是要盯住市场，向市场要资源、要发展。”

　　“现在的创新理念趋同于过去，需要把创新理念落地，需要与时俱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才能够吸引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先进的生产力，能够支撑现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辛小光说道。

　　“高手”还是在大企大院大所

　　“高手在民间”的说法广为流行，但是在中关村兰德科教评价研究院军民技术转移研究所所长朱森元看来，“科研高手还是在大企业，关键看大企业如何发挥大企业的作用。”

　　一项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再到发展成为畅销产品，其过程的复杂程度难以想象。“其中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想一口吃个胖子是不可能的。”而大院大所以及大企业恰恰具有先天优势，能够较好地实现配套完成对接。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说科技成果，这就不得不提技术成熟度。辛小光认为，一般来讲科技成果和创新，需要经历4个阶段，技术萌芽阶段、新兴成长阶段、快速成长期、主流市场，“恰恰很多我们自己认为是科技成果，而其实很多是在技术萌芽期，想转化落地生产，可能还欠火候、欠时间。因为所有的科技成果都需要一个时间和历练，才能真正发挥出其成果的潜能，如果科技成果从萌芽阶段就拿出去转让，肯定是转让不成的，因此需要经过它初步的小试也好，中试也罢，完成实验室程序，这样才能算得上是转化成果。”

　　按照辛小光的说法，现在一些成果之所以难以转化，可能只是学生们在实验室里做了一个实验，这只能算得上是一个萌芽阶段，还没有完善成一个成果，把这样的成果拿出去转化，那无疑将是失败的。

　　也就是说，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精准地把握住节奏，如果还没有到下一步，但却提前进入，那之前的成果可能就白费了。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魏东芝经过20多年研究，从小小细胞里研发出全细胞生物催化技术，并通过成果转化，已经释放出15亿元的生物制造产能。

　　据介绍，生物催化技术广泛用于制药、食品领域。如今，据此技术生产的国产糖尿病药物及相关保健品均已上市，价格较之进口药物更低，生产工艺也更加高效环保。

　　这一成果之所以被企业认可，实现转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研究积累、市场应用和技术孵化等方面下了扎实的功夫。”魏东芝如是说。

　　技术萌芽期的时间会比较漫长，“很多科技项目就是在试验中不停地在改进，最新的成果可能对其最初的设想都是一种否定，第一个想法出来就想发扬光大的，几乎没有。”辛小光打趣道，就像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一样，试验了190次都失败了，第191次成功了，这就是科学。

　　如何转化，资金的投入是迈不过去的坎，毫无疑问，这其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个人和小企业则很难维系，而没有资方科技成果难以落地。

　　朱森元表示，“要充分发挥大院大所的能量，我们国家投入那么多的经费用在大院大所之上，就是要他们在科研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需要给他们相应的激励奖励。”

　　在朱森元看来，目前民营企业尚缺乏创新体系，因此需要 “大企业发挥排头兵的作用，发现民间高手，然后充分发挥其优势，民间发明大多数不够完整，大企业可以帮其将这些发明完善然后将其做大。”

　　专家建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科技部部长万钢此前指出，我们的研发人员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企业占比77%，科技创新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升级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一般和人员成正比，中国2000—2013年从30多位爬升到19位，经过2014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创新能力在人均GDP600美元的阶段当中接近了发达国家，国家创新能力得到了发展。但是如果与世界上创新强国美国相比，使我们明白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从投入的强度上和积累上我们有很大差距，而且要求我们抓住现代的机遇，更加好的来推动科技体制的改革，向改革努力，聚焦于人民需要，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来进行投入，还能够取得创新的竞争优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的时间将处在一个突出位置上，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在贾康看来，供给侧改革必须把核心内涵放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的命题上。我们需更注重以中长期的高质量制度供给统领全局的创新模式，在优化供给侧环境机制中，强调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和开放的市场空间，激发微观主体创新、创业、创造的潜能，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在2015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与发展论坛暨MGCoin摩根数字全国启动仪式上，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表示，中国经济发展速率从2010年开始下降，其实是最终消费和资本积累分配严重扭曲的结果，“导致内需起不来，资源用过了头，环境受到破坏，人口红利也没有了，关键是扭转扭曲的分配方式，在供给侧改革，把各类发展要素合理引导到需要的地方去。”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用怎样的宏观政策和法律保障，将我们的生产要素引向需要发展的地方去，使生产要素合理流通、科学组合。从现代的眼光来看，生产要素包括企业家、技术、信息等内容。这些内容要合理流通，就必须有法律保障。

　　贾康表示，为力求主动，必须积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认为，研发的目的在于用，唯有将产学研用结合，改进完善体制机制，抓好国家、行业、企业3个层面的科技攻关，将研发成果从论文评奖中解放出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才能让科技创新更好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