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是钉

　　“补贴经济”这个热词，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内涵，也形成了两种迥然相异的结果：一种是像滴滴、快的这类的企业，靠自己拿钱补贴消费者，在市场上攻城略地;另一种是国家出钱补贴企业，却让一些企业染上“骗补”的恶习。

　　先是四川长虹被收回了4.39亿元的补贴资金，紧接着又传出新能源电动汽车“骗补”可能超过10亿元的消息。“骗补”仿佛正在从个别现象变成一种传染病。而这种情况应当是出乎制度设计者的意料。

　　出于引导企业走上“正路”的目的，中国政府部门制定了诸多产业政策。同时根据其对不同企业的“偏爱”，设置了“科技创新”、“节能环保”、“产业振兴”、“文化产业”、“公益性亏损”等名目繁多的补贴项目。很多部门手里都掌握着数额庞大的补贴资金，资金的多少似乎成了部门实力和重要性的象征。

　　面对这些令人眼馋的“肥肉”，企业的心态出现了异化。最明显的反应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项目不是看有没有市场，而是看补贴多不多。哪里补贴多，企业就往哪里涌。比如，国家对于太阳能光伏产业的补贴，就导致了全国各地大干快上搞光伏的景象，以至于中国产生的光伏太阳能组件全世界都用不了。

　　哪里有补贴，哪里就有“骗补”。2013年，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报告显示，格力、美的、格兰仕、TCL等多家家电企业骗取国家补贴逾16亿元。2014年，国家审计署再度查出，有7.38亿元涉农专项资金、2.13亿元“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等中央投资专项、1.03亿元“关闭中小企业中央财政补助”以及“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专项”、“产业化经营中央财政补助”、“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补助”等多项国家补贴被骗(套)取。在个别领域甚至形成了由申报企业、“补贴掮客”、补贴审批者构成的“生意”链条，并由此导致了一些权力部门的官员被查落马。

　　从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的情况来看，企业的“骗补”行为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数据显示，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以单月2万辆的产量，超过全球其他国家月产1万辆的总和。2015年12月份，新能源商用车产量再飙升两倍至63525辆。2015年前10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与上牌量之间，存在着高达7万辆的差距。这巨大的“数据黑洞”背后，约有5万辆并未进行公开销售和进入交通领域，仅仅是用来骗取补贴的工具。一批所谓的新能源汽车企业，通过买壳改装或者是“左手倒右手”的简单方式，就可能轻易套取上亿元的新能源补贴。形同虚设的审批和监管程序，让“骗补”成了最轻松的发财捷径。

　　除了被“骗补”以外，某些地方政府部门还会送补贴“上门”。据新闻报道，一家央企在地方的分支机构2015年亏损19亿元，出于稳定就业的考虑，当地政府主动为企业补贴了20亿元。数据显示，266家“A股僵尸”2015年三季末负债总额合计高达1.6万亿元。在2012—2014年三年间，266家公司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高达2500亿元、获得政府补助达356亿元。通过补贴让“僵尸企业”苟延残喘，不但会占用和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而且会对经济生态构成巨大的破坏性影响。

　　从政府大手笔的补贴以及企业“骗补”的轻松程度来看，政府部门的钱似乎多得花不完;但从延长养老金缴费年限、提出退休后还要继续缴医保等情况来看，政府部门的钱似乎又不够花。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延续补贴某类企业的政策思路，还是把钱花在公共福利上对全民进行“补贴”，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无论是从过往补贴的效果，还是从大量被“骗补”实际，都证明了政府部门所主导的“补贴经济”低效浪费。与其补贴低效企业，或者是被企业“骗补”，政府部门不如趁当前“手头宽绰”的时机，把更多资金注入“养老金”和“医保”项目中，解决1992年新社保制度建立以前的国家欠账问题。防止因“养老金”或“医保”产生巨大亏空，影响到民众的生活质量以及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对政府补贴制度进行改革，减少补贴的数额和随意性，是一次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从理论上讲，高额的政府补贴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也理应得到全体纳税人的同意。因此，政府部门的各类补贴应当受到同级人大的约束，而不是仅仅看行政长官的意志。

　　责任机制的缺失是企业“骗补”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老百姓如果上了骗子的当，钱是从谁手里被骗走的，谁就得担这份责任。即使把“棺材本”都搭进去，这份损失也只能是自己扛。除担着金钱的损失外，还要被家人抱怨。要是金额巨大，很有可能被埋怨一生，甚至是被骗的人受不了家人的白眼，去寻死觅活了。

　　但国家的补贴款被骗，无论被骗钱的部门还是有关经手人，似乎都不用负什么责任。最后受损失的是国家，或者说是所有纳税人。而那些掌握着补贴发放权力的部门和个人，却依然享受着权力带来的荣耀和好处，并乐此不疲。如果换一种机制，钱是从谁手里被骗走的，谁就要把这个损失补上，那些热衷于发放补贴的部门，就会谨慎得多，甚至是发放补贴的热情和积极性也会大打折扣。

　　提升中国企业在战略性产业中的核心竞争力，是诸多补贴项目设立的政策基础。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巨额的补贴只是把企业“惯馋了、养懒了”，非但没有达到培育优势企业的目的，与之相反，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补贴还产生了“劣币驱趋良币”的恶果。由于累计可达每辆车12万元的补贴，可以完全覆盖生产成本，对于“骗补”企业，等于一辆车卖多少钱就赚多少钱。大量低价新能源电动汽车冲击市场的结果是，那些投入巨额研发成本的正规厂商被挤出市场。

　　在中国还非常贫困的几十年前，动用“国家力量”完成重大项目建设，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并且也创造了“两弹一星”等科技奇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积累到“富可敌国”的程度。截至2014年末，中国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余额高达116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民间资本完全有可能替代国家资本，成为战略性科技创新的主体力量。

　　事实上，那些被市场看好的创新型企业，根本用不着国家“包养”。比如互联网企业中势头最强劲的百度、阿里、腾讯，都是被资本市场所发现的，并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大量的投资。由社会资本所主导的“补贴经济”，非但不用国家劳神费力，企业为了抢夺市场，还会贴钱补偿消费者。滴滴和快的之间的补贴大战，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出行市场巨大的空间，不但吸引了中国企业竞相“烧钱”，还招来外国企业凑热闹。作为滴滴和快的的竞争者，美国Uber(优步)公司2014年在中国市场投入高达20亿美元补贴。由于看好Uber的前景，中国投资者在2015年为其投资高达20亿美元。在其中国投资者中包括一些著名的中国公司，如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万科集团等。巨额补贴的结果是，Uber用9个月的时间把其市场份额从1%提高到35%。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像是导弹发射、卫星上天这样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一定是要动用国家力量，至少是要有国家补贴才行。但埃隆·马斯克这个美国人，却以一己之力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回收火箭的梦想。

　　埃隆·马斯克同时是著名电动汽车特斯拉的创始人。和特斯拉带给他的周折一样，自2002年创立SpaceX公司以来，这个“劳民伤财”的项目至少两次让他几近破产。在经历了3次回收失败以后，他做到了美国国家航天局也不曾做到的事情。这个财大气粗的机构，仅2014年度就握有40亿美元的专属预算。

　　和特斯拉不同的是，猎鹰9号火箭的回收成功，不仅创造了一个科技奇迹，更是颠覆了人们对于“重大科技创新必须依赖国家投入”的固有认知。

　　在美国，“倾家荡产”追逐科技梦想的“疯子”，不仅是马斯克一个人。改变世界能源格局的“页岩气革命”，就是一个叫乔治·米歇尔的老人发动的。从1981年到1997年间，米歇尔能源共投入2.5亿美元。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能源安全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对于页岩气的开发，美国政府也尝试过给予直接帮助，包括税收抵免政策。但在1976—1992年的12年间，美国能源部的总投资也不过区区9200万美元。对米歇尔而言，他仅仅利用过美国天然气研究的地质情况调查报告，并且事后证明那个调研结果是错的。

　　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开发页岩气几乎是米歇尔一个人的战斗。在预见到页岩气具有良好的商业可靠性后，米歇尔开始“跑马圈地”占有页岩气资源。到2002年，82岁的米歇尔把他自己创立的能源公司卖掉，获得了35亿美元的财富。通过“页岩气革命”，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第一大石油生产国。

　　“补贴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不仅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结果，也导致企业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心智模式。由国家主导的“补贴经济”，让一些企业家变成了“骗子”;而由社会资本主导的“补贴经济”，却让企业家首先成为社会福利的创造者。

　　企业家精神是科技创新的决定性因素。重大科技创新需要的不仅是巨额资金的推动，更离不开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有一大批像乔布斯、马斯克、米歇尔一样的企业家。从惦记着如何“骗补”到把创新当成梦想和荣耀，既需要中国企业家财富观念和精神境界的巨大转变;也需要经济制度做出适应时代的变革。现在，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