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那年,我还不满十岁。

妹妹出生了。悲惨的是,她的生日,也是母亲的祭日。那是六十多年前,乳山境内一处农家小院终于传来一个女婴悲凉而嘶哑的啼哭,她挣扎着、渴望着尝到人生的第一顿美餐,饱吮母亲甘甜的乳汁,然而,母亲却在极度的痛楚中咽了气。家完了！天塌了！父亲和我们兄妹五人齐声痛哭。那年,母亲才三十二岁。

记得母亲下葬那日,灰蒙蒙的天空下,一行白衣白帽的人群彳亍地向村外行进。墓地在村东的旷野平畴之中,父亲带着我们兄弟铲着新土,飞扬着洒向墓穴中的棺木上,发出令人惊心的声响。一座新坟渐渐耸立起来,烧纸、磕头,又是一阵悲天抢地的哭声。一堆黄土,把母亲和我们分隔成两个世界。回家的路上,我已经没有了眼泪,心中一阵阵地惊惧、迷茫和悲凉,念叨着：妈,你走了,我是个没妈的孩子了。

墓庐青青草,悠悠思母情。儿时的许多记忆已化作烟云散去,然而对于母亲的记忆并没因日圆月缺,草枯草长而遗忘。记忆中的母亲不胖也不瘦,不俊也不丑,她跟许多农村母亲一样的平凡,同样,她也有着胶东妇女的传统美德和品质,她严于持家,乐于助人,心地善良。她没念过书,也没有太多的说教,但她做的事,却深刻地影响着我的人生。

小时候,我跟村里大人学武术,我偷偷到本家二妈家的菜园里,砍下了她那棵长得笔直的小树干,做了一条齐眉棍。就是从地面到我眼眉那么高的一根棍子而已。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比划着,母亲喊我,问棍子的来历,我就撒谎胡编,再问,再编。母亲恼了,一把将我拖过去,摁到腿上,夺过我的齐眉棍,高高举起,狠狠朝我屁股打下去,随着一声哀嚎,棍子断成两截,我这才如实招来,求饶妈妈：我不敢了。晚上睡觉脱下衣服,母亲特意瞅了一眼我被打的地方,表情有些异常,忙给我盖上被子轻声说：睡吧。第二天做早饭前母亲特意为我煎了一个鸡蛋,端到我的枕边,拍拍我的头,示意我悄声地吃了。家里的鸡蛋大多是给父亲吃的,我在生病时才有这个待遇,那一刻,我没有抬头看母亲,,因为眼框里已盈满了泪水。这是母亲唯一一次打我,用我的齐眉棍打的我,我不再学棍了,母亲的这一棍教会了我诚实做人的道理,足够我受用一生。

母亲的另一件事对我影响也很大。那个年代,农村里生活困苦,遇上灾年,不少人就会外出要饭。我父亲有裁缝的手艺,家境不是太差。母亲对上门乞讨的人都不忍心让他们白来一趟,总是兑付一点吃的喝的。一天,一位母亲领着个男孩来到我家,母亲见她二人破衣烂衫,让进屋里,找些吃的给她。那母亲只看着孩子吃,自己一口不动。闲谈几句后,母亲得知,这位母亲的丈夫病亡,家里还有生病的婆婆,她要的饭都是先尽儿子吃,要到干粮还得带回去照顾婆婆,自己只好凑合着吃点。母亲见她可怜,也可能看到那个男孩与我年龄相仿有些感触,走时送了她大半袋子地瓜玉米和一些旧衣物。走时,那位母亲连声道谢：好人呐！母亲转过身来拭了一下眼泪,自言自语起来：孩子没了妈可怎么办？唉！坐轿的爹也不如要饭的妈呀。不谙世事的我,听不太懂,但爱的种子已悄悄地播撒在我的心田。

我这一生心中最大的痛就是过早的失去了母爱！也推动了我报答母恩的机会。值得庆幸的是,结婚后,我又有了一位可敬的母亲,那就是我的岳母。她在我家像亲母子一样,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她和岳父都不是乳山人,但她跟随岳父的部队在乳山待了不少年,岳父是三八年参加革命的我军兵工厂负责人,岳母随着他,也是经受过旧时苦难和战争洗礼的人,她没有文化,但思想进步,她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了,又照顾儿女的儿女,九十一岁那年,老人家安详辞世。

今年五一节前,我和老伴以及她济南的妹妹、妹夫一起去淄博看望她八十多岁的大姐和姐夫,大姐十四岁跟随父亲参加革命,她和姐夫都是离休的老干部,他们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三地三代人聚会那天,大姐讲述了母亲的一段感人的往事。抗日战争时期,一次鬼子扫荡,岳母带着大姐和二哥及其他军工家属随村民转移被鬼子包围,鬼子这次只抓没带孩子的年轻妇女。岳母抱着大姐领着二哥,四周不时传来鬼子的嚎叫和女人的哭喊声。一个身边没有孩子的年轻女人惊慌异常,不知所措。岳母也很紧张,见此情景灵机一动,急忙把身边的二哥推到那人身边,她一下缓过神来,一手拉住二哥,一手抓乱头发,用灰土涂脸。鬼子冲到岳母跟前,用刺刀挑起她的下巴,怀疑一块疤痕是枪伤。岳母口音与当地不同。村长提前已交待她装哑巴,岳母呀呀地招呼村长,村长把两只手放在脑袋两边,做成牛角状,连说带比划骗过了鬼子。大姐说：“这事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咱妈那么娇小的身躯有那么大的胆识和能量真是不简单！”三代人听后,无不心生敬意。我联想到胶东育儿所的“乳娘”,想到了《苦菜花》中的娟子妈。她们都是普普通通的母亲,没有职务甚至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也都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在母亲节的日子里,遥望母爱圣地大乳山,我要告知两位母亲：妈,您不用为打断我的齐眉棍而伤心,儿子早就是一个为祖国扛枪的人；你不要担心那些乞讨的人们,很快他们将全部脱贫。岳母也不必遗憾你不是党员,您在我们心中早就是革命者的一员。（兰培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