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8日，9岁的噶松杰被送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手术室，准备接受包虫病手术治疗。噶松杰患的包虫病——一枚苹果大的虫囊在右肝后叶，呈膨胀性生长，已经开始侵犯下腔静脉和肝右静脉，若不及时手术，可能造成严重的并发症。在“光彩·西藏和四省藏区母婴健康行动”的帮助下，噶松杰此次北京行实现了全程零花费。视觉中国供图 2016年10月19日，道孚县疾控中心加大预防包虫病的宣传力度，并组织医务人员到牧民居住点进行狗粪掩埋。狗是包虫病的主要传染源之一。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记者 张磊
包虫病，一种古老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未经治疗的泡型包虫病患者10年病死率高达94%，因此，包虫病又被称为“虫癌”。根据全国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结果，目前，我国有29个省份报告了包虫病病例，重流行区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四川、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7个省区，受威胁人口近6000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防控对抗赛中，我们都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有没有最终战胜“虫癌”的可能？
 
“迟到”的流调
这是一次补课。2016年下半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全国17个对口援助省市，选派296名B超医生、流行病调查人员和实验室检测人员组成92个工作组，连同西藏当地近700名技术人员，在当地70个县抽取364个村开展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流调内容包括人群包虫病筛查、犬牛羊等宿主动物患病情况调查以及流行区居民包虫病防治知识和行为调查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表示，全国曾进行多次包虫病流行病学调查，涉及青海、四川等多个高发省份，但受多种因素影响，此前并未对西藏进行大规模流调，导致对当地的“家底”并不清楚。仅2012年在西藏74个县中随机抽取亚东、林芝、巴青、措美4个县进行过流调。结果显示，这4个县人群包虫病平均患病率为4.23%，远高于全国0.24%的平均水平，为重度包虫病流行区。“西藏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也是受包虫病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此次流调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将为下一步防治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支撑。”
“山东和上海医疗队被分配到日喀则市，共同负责那里的流调工作。”山东省援藏医疗队队长、山东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流行病学部副主任张本光说，山东医疗队负责日喀则市桑孜珠区、聂拉木县、南木林县、昂仁县、白朗县所辖的40个村共8000人的B超筛查工作，上海医疗队承担定日县、江孜县等5个县20个村的筛查任务。
2016年9月，本报记者跟随山东医疗队进行了流调现场采访。
基层筛查条件落后
天刚蒙蒙亮，记者便随山东医疗队开始了一天的流调工作。“今天要去桑孜珠区边雄乡扎西岗村，至少筛查200人，时间紧任务重，必须早出发。”日喀则市疾控中心地病科科长边巴用流利的汉语对记者说。因与当地村民语言不通，每个流调分队都安排了一名通晓汉藏语的医务人员做翻译。“我今天就给你们当翻译。”边巴笑着说。
筛查包虫病患者是此次流调工作的重点之一。一下车，一股浓烈的牛粪味儿就扑面而来，在不到5米远的地方拴着两头体型硕大的牦牛，边上卧着两只黑色藏獒。见到有陌生人，藏獒警惕地吠着。“绝大部分农牧民都用狗来看家护院。”边巴说。
村委会成为临时筛查点，边巴告诉记者，当地村民虽与包虫病“相处多年”，但对其却缺乏了解，也不重视，村委会便以免费检查身体的名义召集村民前来筛查。“我们这次带来了总价值近400万元的6台便携式彩超。”张本光说，在流调结束后将全部捐赠给当地。#p#分页标题#e#
在当天上午的筛查中，医疗队发现了两名包虫病患者，其中一名患者索朗告诉记者，自己之前经常腹痛，也曾到乡里就诊，但并未确诊为包虫病。“条件确实太差了。”初次来到西藏的山东省立医院主任医师郑慕白摇头说，筛查包虫病主要依靠B超检查，有些患者已经形成包囊，虽有痛感，但由于设备落后且医疗水平较低，包虫病的发现率不高，易发生误诊。为此，郑慕白特意把当地村医叫到身边，跟随自己一同给村民做B超检查，“能教多少算多少”。
“缉拿”狗粪
狗在包虫病的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包虫病是棘球绦虫的幼虫寄生在人或动物体内引起的人兽共患病，狗吃了患有棘球蚴病的牛羊脏器后，棘球蚴会在其肠道内发育为成虫，成虫产卵并随狗粪排出污染草场、水源或蔬菜，可致人和牛羊感染。因此，排查阳性狗粪也是筛查工作的内容之一。但找狗粪并非易事。“不能隔夜，要保鲜。”烟台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王曰雷笑着说。此外，还要将粪便与狗一一对应，一旦发现阳性，就要及时对犬只进行处理。
如何找到符合要求的狗粪？王曰雷说，家狗相对容易，虽然很多都是藏獒，比较凶猛，但在主人帮助下，可以顺利捡取，最难的是流浪狗，尤其是草原的流浪狗。在素有“通往地狱之门”之称的日喀则市聂拉木县，王曰雷刚刚完成流调工作。他告诉记者，聂拉木大部分是牧区，不仅流浪狗，连家狗也是随处溜达，“缉拿”狗粪的难度陡增。
最初，刚到草原的王曰雷有些不知所措，盯着这只，跑了那只，顾此失彼。于是，盯狗，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时间长了，他渐渐发现了门道——虽然是流浪狗，但各有各的地盘，一旦越界，很可能面临一场暴风骤雨般的群殴。王曰雷就此画出地图，标明不同狗群的活动范围，在狗群势力范围内，通过分辨狗粪颜色、大小以及是否干结等，判断具体是哪只狗的粪便，在一周时间里，顺利采集了上千份狗粪样本，王曰雷也被大家戏称为“狗粪专家”。
农牧民防病意识还不强
张本光告诉记者，人作为包虫病的中间宿主，感染后潜伏期较长，有的甚至长达10年，早期不易发现。“从初步调查情况来看，农牧民对包虫病的认识程度普遍偏低，对于疾病的传染源不清楚，也不知道该怎样防治。”
记者离开时，已完成筛查工作的聂拉木县在1000人中发现了21名包虫病患者，患病率达2.1%。“21名患者中，只有一人知道自己患了包虫病，其他人则对此一无所知。”张本光忧虑地说。
上海医疗队也得出同样的初步结果。上海市援藏医疗队队长、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科长潘浩告诉记者，在其负责的5个县中，对每个县随机抽取了150名小学生进行包虫病知晓率调查，得到的结果同样不容乐观。“大部分村民目前对包虫病还做不到‘知’，更不要提‘信’和‘行’。”
水源问题也是医疗队在流调过程中发现的另一问题。在乡扎西岗村村口，一道半人高的绿色栅栏保护着一处泵房免受牲畜侵扰，里面是刚投入使用的一口井。“以前是从河里挑水吃，现在我们这一带20多户村民都能吃上这水井的水。”村民桑珠从井里接上满满的一桶水说道。
边巴告诉记者，政府曾下力气帮助当地村民改善用水，主要是打水井，改变饮用山泉水的习惯，山泉水暴露在外，极易被牲畜粪便污染，导致人感染包虫病在内的多种传染病。然而，水井虽好，但村民们却有些“不买账”，记者发现，像桑珠这样打水井的家庭并不多见。“这其中既有经济问题，也有意识问题。”边巴说，政府虽有补助，但村民还要自掏一部分腰包，加之当地人对包虫病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让他们为防病投资，短时间内还难以做到。
家庭聚集发病雪上加霜#p#分页标题#e#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我国包虫病的重灾区之一，记者从自治州首府康定市驱车前往道孚县，虽然直线距离只有150多公里，但在如玉带般蜿蜒的公路上飞驰了4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沿路两侧是青翠欲滴的草场。
“草场虽美，但包虫病却让牧民们苦不堪言。”在此工作了近20年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疾控中心主任丹增说。不仅如此，由于地广人稀且路况不佳，到各个村做防疫工作，山路难行，“有时只能坐‘11路’。”丹增指着自己的双腿说，走一两个村子就需要一天时间，经常三五天回不了家，“这也是农牧区包虫病防控的难点之一”。
在丹增的带领下，记者来到道孚县龙灯乡挪乌托村村民呷让美朵家，一进门，光线骤然变暗，借着屋内微弱的灯光，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几张桌椅和一个大通铺。“她就是呷让美朵。”丹增指着椅子上的一个小女孩说，呷让美朵有着一双充满好奇的大眼睛，像清澈美丽的纳木错河，你笑着看她，她便害羞地把头扭到一边，但不时又偷偷朝你望过来。
呷让美朵今年11岁了，17岁的哥哥在2012年被查出患上包虫病，2014年她也被查出患有包虫病。此外，呷让美朵的妈妈患有心脏病，无法劳作，家庭的重担都由父亲一个人承担。由于家庭贫困，无奈之下，家人选择了让兄妹俩先领取免费药品而暂不手术，长期服药令呷让美朵心理上产生了一定负担。
“在包虫病高发区，家庭聚集发病比较多见。因此，不少包虫病患者家庭不得不靠低保救济生活。”丹增说。2016年6月，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联合举办的“光彩·西藏和四省藏区母婴健康行动”启动，8000多名农牧民受到帮助。项目为包括呷让美朵兄妹在内的10名贫困家庭的包虫病患者承担全部手术费用，其中部分患者还被接到北京接受治疗。